她根据证词和证据，认为事件纯属意外，撤消了对高成彬的谋杀控罪，还在结案陈词中鼓励案件相关的人士，要重新出发，好好生活。 高淑桦亲自上阵，使尽浑身解数甚至不惜制造伪证为儿子脱罪，但高淑桦没有想到的是，有过一次杀人经验的小恶魔，在她的包庇和纵容之下，肆无忌惮释出了更大的恶念。 小时候，他顶多是在里虐杀小兔子，尚不敢对活生生的人下手，等到他从谋杀罪中轻易逃脱，发现原来自己只要通关一款叫做“完美犯罪”的游戏，就能随心所欲地违背现实世界的社会规范，操纵他人的性命，他的暗黑人格被完全激化了，小恶魔最终进化成嗜血狂魔，吞噬了他作为人的最后一点良知。 仅仅因为不喜欢自己的补习老师，高成彬就将她视为杀人游戏的新猎物，设计出新的犯罪计划。补习老师死亡前痛苦挣扎的视频片段，更成为他反复“欣赏”的片段。 他们有的把孩子当作自己的附属品，要求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期待成长；有的把孩子当成累赘，不管不顾，放养长大；包括开篇坠楼案中受害者的母亲，如果不是她疏忽照顾，独留8岁小孩在天台公园玩耍，孩子也不至于遭遇毒手。 高成彬的妈妈高淑桦，在法律界出名擅长用法律漏洞为各种重犯脱罪。只要钱到位了，她可以无视受害者家庭的痛苦，埋没良知，颠倒黑白地为凶手辩护。 高淑桦在第一次意识到孩子可能拥有反社会人格后，不仅没有给予及时的关怀和陪伴，反而简单粗暴地限制活动范围，雇人贴身监视，仿佛只要把孩子禁锢在家，只要孩子顺利考上精英，一切就会自动变好。 母子俩看似平和的相处，实则暗流涌动。等到高成彬第二次杀人，并意味深长地对高淑桦说出“真相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如何讲故事”时，高淑桦知道，这就是她多年职业生涯为虎作伥、言传身教的“报应”。 一方面，她坚信恶魔少年会像那些盗窃成瘾的孩子一样，再次出手，她决不能错过逮住他的机会；另一方面，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方法，能够阻止第二个恶魔少年养成害人。 女学生伤人案中，那个用美工刀割伤男老师的女孩，用谎言和眼泪博得大部分人信任，在家都相信她是校园性骚扰的受害者，言惠知却敏锐地洞察出案件中的疑点。 疑点逐一破解，案件几经反转，最终真相大白，原来女孩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，在别人唆摆和刺激下做出伤人和诬蔑造谣的行为。 她认为，法律是道德的底线，女孩小小年纪就在法庭上说谎话，给假口供，如果判决没有足够的阻吓性，孩子们就不会记得教训。 希腊神话中的正义女神忒弥斯，一手持着天平，代表选择，一手持着利剑，代表审判，蒙眼的布条则象征着正义。佘诗曼出现的女法官，比这个传统形象还更立体和有血肉。 她内心还有一份对正义的秩序感和信念感要坚守，她相信“蒙眼”无法获得真正的客观，正义需要人们通过追求真相获得，而人性的缝隙，是需要用法官的良知去填补的。 《正义女神》是港剧第一次集中关注少年犯罪的题材，依然有“真实事件改编”这种熟悉的配方，但更多的是深挖悲剧生成背后的家长失职和家庭教育溃败真相，剧集有一个更先锋性的测验考试，是对社会态度进行了开放性的探讨。 坚守程序正义，可能让真正的恶行者逃脱制裁，间接带来纵容恶的结果；全力惩治恶行，又会陷入“以非正义手段实现正义”的道德困境。 2024年河北初中生杀人案，三个初中生只因一时矛盾，就将同学骗到废弃蔬菜大棚杀害掩埋，手段极其残忍，案发之后依然态度轻佻。事件引发网络众怒，强烈要求严惩罪犯，案件最后依照现有法规顶格处理，主犯顶格判处无限徒刑，从犯不予刑事处罚。 法官可以不穿法袍，也可以坐在和被告比较接近的距离和高度，减低他们的心理压力……就算犯罪成立，多数也是从轻法落，原则是教多于惩。 比如秋月楼纵火案的少年恶魔，只因跟陌生路人的几句口角，就敢杀人纵火泄愤，在法庭上依然有恃无恐，叫嚣“最多坐三年”。 像秋月楼纵火案，纵火少年的父亲充当他的强力保护伞，把一整条街的监控都破坏掉，将事件唯一证人禁锢起来施以威胁，连律政处的检控官，都遭遇他的恐吓。 作为秋月楼纵火案的法官，她无惧恶势力阻挡，亲自将被禁锢的证人带到庭上；打听到受害者可能死亡的消息，故意拖延开庭时间，直到确认受害人死亡，案件指控即从纵火改谋杀，少年被告面临的就是最高终身监禁的处罚。 剧集对于两位法官的做法，没有给予好坏评价，但从每个案件人物的故事看来，观众其实很清楚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“恶”需要用哪种态度面对。 真实事件取材”本身就自带分量——那些从真实苦难中提炼出的故事，天然承载着厚重的时代记忆，当这些记忆经由富有张力的戏剧表达出来，由有血有肉的人物角色还原出来，观众对于其中的人性光辉与黑暗，会有更深切的体悟。 港剧的向来有水准，优酷出品的《正义女神》更是敢拍敢讲。它不止题材现实、具有先锋性，在社会关怀与人文温度上，也做出了独特的表达。 比如对于言惠知的判案理念和司法坚持，还有“预防少年犯罪，家庭教育是第一道防线”这一核心观点，身为家长的观众，在看剧时很难不反观自身：